李自成（1606年—1645年），原名鸿基，明末农民起义领袖，世居陕西米脂李继迁寨。童年时给地主牧羊，曾为银川驿卒。1629年起义，后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，勇猛有识略。荥阳大会时，提出分兵定向、四路攻战的方案，受到各部首领的赞同。高迎祥牺牲后，他继称闯王。
其时中原灾荒严重，阶级矛盾极度尖锐，李岩提出“均田免赋”等口号，获得广大人民的欢迎，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，成为农民战争中的主力军。1643年在襄阳称新顺王，并在河南汝州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，旋乘胜进占西安。次年正月，建立大顺政权，年号永昌。不久攻克北京，推翻明王朝。四月，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，在山海关内外会战李自成。李自成战败，退出北京，率军在河南、陕西抗击。1645年5月17日，在湖北通城九宫山元帝庙遭村民误杀致死。
李自成起义
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。李自成(1606～1645)原名鸿基，陕西米脂人，家世业农，父守忠因里役破产。自成以家贫，为人牧羊，略识文字，及长为银川驿卒。明天启、崇祯年间，陕北连年旱荒，农民纷起暴动。崇祯三年(1630)，自成以裁驿卒失业，又以借贷被辱，遂投活动于西川的不沾泥张存孟部。后因张存孟败降，自为一军。
起义的发展和胜利不久，自成投闯王高迎祥，为八队闯将，转战陕、晋、畿南、豫楚等地。七年，高迎祥农民军被围困于汉中附近峡谷中，自成重贿明总督陈奇瑜，伪称解甲归农，得脱围困。既出栈道，连破麟游、永寿等七县，势力愈强。九年七月，迎祥在陕西盩厔(今周至)战败，被俘牺牲，自成承袭闯王名号，转战于陕南及四川东北部地区。十一年，起义军败于梓潼，被迫出川北上。自剑州(今四川剑阁)入甘肃，又走避宁羌(今陕西宁强)。六月至汉中。是时农民军首领大多败降，唯李自成农民军仍坚持战斗。是年冬，明三边总督洪承畴、陕西巡抚孙传庭设伏于潼关原，起义军损失过重，潜伏陕南山区。十二年，避走巴东。十三年二月，自成军又在奉节鱼腹山失利，为避实就虚，乃走大宁(今四川巫溪)、竹山，返陕南，再次潜伏商雒山(今陕西商县东南)中。
同年，河南省发生严重灾荒，农民纷起暴动。十一月中旬，起义军经陕南商州突出武关，转战河南，农民争附，连下豫西南各州县。不久，文士牛金星、宋献策、李岩等先后投奔起义军。十四年初下洛阳，杀明福王朱常洵，开仓济贫，声势迅速扩大。此后，三次围攻开封，连获项城、襄城、朱仙镇、郏县、汝宁五次战役的胜利，执杀明兵部尚书陕西总督傅宗龙、汪乔年及陕督杨文岳等，大败陕督孙传庭。明军主力被消灭，起义军控制河南全省，部众近百万，其他农民军首领如罗汝才、袁时中等多归附自成，李自成起义军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主力。
自占领洛阳始，李自成渐将过去的流动作战改为每得一城，分兵据守的军事战略，十六年正月克承天(今湖北钟祥)，打出“剿兵安民”旗号，散发“三年不征”传单。寻移檄黄州，揭露朱明暴政，宣传自己兴仁义之师、拯民于水火的作战宗旨。两年多席卷河南五府数十州县，及湖广荆、襄诸府。十六年二月，改襄阳(今湖北襄樊)为襄京，成立新顺政府，自成自号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，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。辖区西起潼关，东至归德(今河南商丘)、汝宁(今河南汝南)，北滨黄河，南至松滋、枝江、澧州(今湖南澧县)，派遣地方官吏者凡七十多州县。
起义军雄据荆襄，遂图谋取京师。李自成采纳谋士顾君恩之策，先取陕西，作为根据地。十六年九月，起义军与明孙传庭兵战于河南郏县，深沟高垒以疲明军，并利用连日阴雨，明军粮运不继之际，遣轻骑出汝州(今河南临汝)断截明军粮道，大败孙传庭，杀伤明军四万多人，获器仗辎重数十万计，传庭奔潼关。此后起义军分两路进兵陕西，一路经淅川下商州(今陕西商县)入陕南；自成则亲率大军趋潼关。十月，陷潼关，明军溃败，传庭战死。十七年正月，起义军攻克西安，乘胜取宁夏、兰州、西宁、永昌、庄浪等地。
起义军占领西安后，即正式定国号为大顺，改元永昌，以崇祯十六年为永昌元年。并改西安为长安。李自成改名自晟，称王。同年二月，起义军分两路进攻北京，一路由先已进入山西的大将刘芳亮等率领，从平阳(今山西临汾)经阳城，越太行山出豫北，先下卫辉(今河南汲县)、彰德(今河南安阳)等地，然后经真定(今河北正定)北上，以牵制明朝南路援军；一路由自成亲自率领，渡黄河，下太原，传檄各州县，揭露朱明种种罪状。山西农民群起响应，各府州县望风而下，自成遂率军北上，经大同、宣府(今河北宣化)南下，三月十八日围困京师。次日攻入北京。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煤山(今景山)。明朝灭亡。
政权建设起义军在襄阳建立新顺政权之时即曾设官置司，中央置上相、左铺、右弼、六政府(相当于六部)侍郎、郎中等官，地方设防御使、府尹、州牧、县令。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，又增置六政府尚书，设弘文馆、文谕院、谏议等官，并封爵五等，大封功臣。
占领北京后，大顺中央政治机构在襄阳、西安两次建置的基础上加以补充，委派官吏，改年阁为天祐殿，牛金星继任首辅。六政府尚书分别为：吏政府尚书宋企郊，户政府尚书杨玉休，礼政府尚书巩焴，兵政府尚书喻上猷(一作侯恂)，刑政府尚书安兴民(一作耿然明)，工政府尚书侯恂(一作黎志陞)。尚书下设侍郎、郎中、从事、员外等职，充实和完备了各部朝官。又改翰林院为弘文馆。六科给事中为六政府谏议，十三道御史为直指史，太仆寺为验马寺，尚书宝寺为尚玺寺，通政使为知政使。其余光禄、大理、太常、鸿胪、国子监等仍沿袭前明旧名。所委官员少数由举监生员充任，其余绝大部分为前明降官。地方文武官吏，改巡抚为节度使，布政司为通会，兵备为防御使，知府为府尹，知州为州牧，知县为县令。并开科取士，选拔新人出任各级官吏。
武职亦改前明武官之称，改五军都督府为五军部，仍设左右都督。又改总兵为正总权，副将为副总权，守备为守旅，把总为守旗。但职名并未统一，有的仍沿用总兵、副将等称。其专事征伐的有，权将军，一品；副权将军，二品；制将军，三品；果毅将军，四品；威武将军，五品；都尉，六品；掌旗，七品；部总，八品；哨总，九品。权将军有田见秀、刘宗敏；制将军有李过、李岩、贺锦、刘芳亮、袁宗第、刘希尧等，其余授果毅将军、威武将军等衔者凡五十余人。
自成在北京建制的同时，继续分兵略地，委派地方官吏，建立基层政权。北直、山东、河南、苏北、皖北各地州牧县令纷纷上任。降将马科则率军进攻四川，川北州县也多降附置官。
是时大顺版图，东自山东，西至甘宁，北沿长城，南达江淮，掩有北直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河南五省，西北甘肃、青海、宁夏的一部分，川北保宁地区若干州县，及今江苏、安徽淮河流域地区，长江流域则有湖广的荆州、襄阳、承天、德安四府等地。
政治经济纲领政策起义军起义过程中，针对明朝地权集中与赋税繁重的情况，提出“均田免粮”口号。攻占西安后，又以“贵贱均田”及“五年不征”相号召。在河南等地到处传播“不当差、不纳粮”的歌谣。后因“均田免粮”纲领属于平均主义的空想，并未真正实行，只是个别地方官曾经实行过改变封建地权的措施。如山东诸城县令到任之后，即以劫富济贫之说，令产不论远近，许业主认耕；在某些地区大顺地方官府还默许农民进行自发的夺地斗争。起义军亦实行籍没富室政策，以解决军饷，兼济贫穷。李自成初下洛阳，没收福王藩府及宦家巨室存积的粮食和大量金钱，以其中一部分赈济贫民。以后每攻占一个城镇，常采取类似措施。占领西安后，继续以“劫富济贫”相号召。但在这一口号下，劫掠平民、殃及无辜之事亦时有发生。起义军还针对地方为考中的举人进士树建牌坊，下“毁坊之令”。
起义军还实行平买平卖，保护工商的政策。这种政策自崇祯十四年占领河南起，始终执行。起义军进北京后，令市民照常营业，不少地区工商业照常进行。山东畿辅运河航行的商船不绝。
起义的失败起义军占领北京后，北方的劲敌只余驻防山海关外的明总兵吴三桂。自成虽认识到三桂拥有重兵，事关边防，但失于轻敌，仅派降将、权将军唐通和降官、兵政府侍郎左懋第携金银锦缎前往招抚。三桂先接受招抚，后闻自成在北京向明官追饷，并闻家属被拘，遂归山海关起兵反叛，并向清军求援。自成大怒，率刘宗敏、李过东征，四月二十一日至山海关。为防三桂东退，自成出奇兵二万绕至三桂军后，自己则率大军从西面合围夹击。在吴三桂军动摇之际，清多尔衮发兵夹击。因众寡悬殊，两面受敌，农民军势渐不支，败退北京。
农民军的战败引起北京人心惶恐。明降官纷纷南逃，各地官绅地主也纷起反噬。尤其严重的是，起义军的很多将官经不起都市豪华生活的诱惑，鹜声色，贪财货，分据前明大官住宅，日趋骄奢淫逸，士卒也各身怀重货，无有斗志。斗争严峻，军心涣散，纪律松弛，形势十分不利。永昌元年(1644)四月二十九日，自成仓卒即帝位，次日即离北京南下，经晋入陕，试图仍以陕西为基地再起。入陕后，李自成令李过、高一功拒守陕北，自己拒守西安。在清军进逼下，李过、高一功退至陕南，又沿秦楚边界，经川东至荆门、当阳南下。自成也于次年正月退出西安，自蓝田、商州经武关退守河南，又经襄阳、承天、德安(今湖北安陆)退至武昌。五月转战至湖北东南各州县。九月至九宫山(一云通山、一云通城)，为地主乡团所围困。李自成牺牲，余部由刘宗敏、李过率领南下，联明御清。